本文在厘清社交机器人概念及其社会性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对社交机器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场景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同时辨明其中存在的各类风险和伦理问题。
随着机器人从制造业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社交机器人”（Socialrobot）不仅在人际传播中担任助手的角色，还能通过沟通与互动参与到新社会形态的建构中。在人机传播（HMC）的视域下，机器（人）从传播的中介逐步转换为传播主体，具有了和人类传播者同等的主体性地位[1]，在此背景下，“传播学”的概念被赋予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与外延，“人类传播”则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在人和机器的沟通与互动中产生出新的功能与机制。回溯历史，20世纪40年代，控制论和神经生理学家威廉·沃尔特研制出第一代自主移动型机器人，成为社交机器人的雏形。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介艺术与科学教授辛西娅·布雷齐尔是最早提出“社交机器人”概念的学者之一，她同时也是机器人行业最成功的创业者之一，由她和团队所创造的社交机器人雏形产品之一的Jibo，拥有萌化的实体外表，具备了听、说、看、陪伴、提醒、学习等能力，可以记住每个使用者的习性和喜好，完成从对话、拍照、信息查询到活跃气氛等多种功能，一定程度上担任家庭成员的角色。布雷齐尔进一步指出，“社交机器人”通过“拟人化变型”（anthropomorphize）技术能够更好地与用户进行沟通和交流，是一种可以模仿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新模式，也是能够“自然地”与人类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技术产品。[2]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提升，社交机器人在失智或失能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陪伴、保育、医疗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传播学者而言，社交机器人的日益普及带来了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其重点从传统的人际传播向人机传播等新的领域转移。具体而言，人机传播可再细分为“人与计算机的传播”（HCI）、“人与机器人的传播”（HRI）和“人与机器的传播”（HMC）等。就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而言，目前较少有人